以财政体制改革为主体，特别需要进行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的改革，理顺各级政府的职责。在财政改革中，中央与地方的这种财政关系，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矛盾和问题，所以它必须排在首位，做整体的谋划。
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时，会涉及中央政府各个部门与地方的关系，哪些归中央、哪些归地方。这同时涉及中央、地方的本级支出，以及转移支付。各部门的职责界定清楚了，就可以计算部门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中央与地方就可以更好地规划清楚。否则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可能错位，事权紊乱。
地方政府“缺钱”不能从地方政府收入的角度来考虑，而应该从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分配考虑。我们现在说支出，地方支出占比达到85%，几乎每年提高一个点。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个多大的地方税体系才能支撑地方的支出责任？如果按照这种支出情况来“补偿”，这意味着85%的税收要交给地方，中央收入占15%就够了，这就会使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让更高层级的政府来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也意味着中央要履行更多的事权。目前我国事权调整的特点是，部分决策权下移，部分执行权上移。适合交给地方决策的事情，更多地将决策权下放给地方；通过上收部分事项的执行权，增加中央政府直接的支出责任，以此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比重，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负担。
应该说，在推动财政体制改革，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过程中，实际上就能反推预算改革和税制改革应该改革的地方，前者也为后者提供了目标和方向。
财税改革不是单兵独进，它需要与其他改革相联系，国际、经济、社会的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改革的效果。我认为改革不怕慢，就怕站，改革慢一点没关系，但不要停下来。要避免“驴推磨”式的改革，不能表面上进了一步，但最后又绕回来，这样浪费了时间，也造成成本损失。（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