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卿表示，从2016年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来看，我们未来可以不必过于看重GDP的增速，而更应该看重是否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加就业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三项指标。
5个预期性指标没有达到预期
记者：你如何看待2016年的国民经济运行结果？
尹中卿：去年国民经济在很复杂的环境和很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很不容易。不过，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对2016年经济运行到底状况怎么样，现在有三种判断。
第一种认为，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第二种认为，不能说“圆满”，应该说“顺利”；第三种认为，既不是“圆满”，也不是“顺利”，而是“较好”地完成了。
我个人赞成第二种看法。当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措辞表达，而在于我们必须重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记者：你为什么认为只能说“顺利”，不能说“圆满”？
尹中卿：在我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62个指标中，19个约束性指标全部完成，有些是因为努力工作的成果，有些是因为GDP增速下降带来的结果，比如能耗指标、比如各种排放指标；43个预期性指标中，按照上下浮动10%的标准都算完成的标准，有38个指标达到预期，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科技研发投入强度、进出口、投资和居民收入这5个预期性指标没有达到预期。
在这5个指标中，有三个指标既影响当下，也影响长远。首先是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对于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民间投资本身的增速和民间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例下降的很快。
其次，科技研发投入强度指标影响很大。这也是“十二五”期间24个指标中唯一没有完成的指标。“十三五”开局第一年，这个指标又没有完成。这其中固然有经济增速下行、财政投入减少、企业收益不好用于研发投入不够等客观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对研发投入重视不够，研发投入强度不足，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投入。如果研发上不去，创新跟不上，经济快速转型就难以实现。
第三是居民收入的问题，这是2009年之后我们遇到的新情况。2016年，全国居民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三项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分别只有6.3%、5.6%、6.2%，增速同比全部下滑，并且都低于2016年GDP的增长。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
原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比城镇居民增长快，也比全国居民收入增长快，但是2016年由于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减少，最主要还是农民种粮收入减少，导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减慢。
记者：你预计今年的经济还会继续下行吗？
尹中卿：去年第四季度后，宏观形势相对乐观。今年前两个月数据已经出来，延续了去年第四季度的形势。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触底，如果没有外部突发事件影响，从中国经济内生动力和发展趋势看，已经进入“L”形底部。我们现在不是V形增长，而是L形；不是一两年，而是一个阶段；底部不是一条直线，可能还有小的起伏。准确地说，应该是“Lw”形。
不必过分看重GDP增速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6年的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你如何看待这一目标？
尹中卿：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是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2016年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后，今年和未来几年可以不必过分看重GDP增速。不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这似乎意味着6.5%左右最好超过6.5%，能达到多高增速还要争取多高增速，6.5%以下并不是最好的结果。
从现实情况来看，虽然GDP增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但更多地还是要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所以，我认为，实现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预期性指标要解决三个“重在”。
首先，重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我们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不能是有水分、表面的增长。
其次，重在真正增加就业。2016年新增就业1300多万人，比年初预定目标超额完成300万，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低于预定的4.5%的上限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速比6.5%低一点也可以，不需要采取强刺激政策。
第三，重在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不断地回应，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让老百姓获得好处，但是现在“三项收入”都下降，这一问题需要高度重视。
记者：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改变“三项收入”都下降的现象？
尹中卿：这需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配套改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社会体制改革时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配套改革”。
这次人代会也有一些代表建议，“二孩”家庭应该减征个税。个税不是“工薪税”，可现在的问题是，拿工资的个税直接扣除了，而个体工商者、自由职业者、企业主等等市场经济主体，由于财务制度不完善不少都收不上税。
因此，我认为，应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不仅要考虑抚养指数，而且要与养老联系起来。
从更宏观角度来看，收入分配制度配套改革应与“税收法定”原则下的税制改革一起推进，处理好国家、企业和居民收入的关系，解决“政府收的多，企业得的少”、“中央拿的多，地方留的少”、“资本赚的多，劳动挣的少”等三个突出问题。（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