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结论：15年我国财政收入/GDP为22.1%，而美国为18.0%，德国为9.3%，税负较高迫使财税体制再变革。16年中国企业综合税率为68%，美国为44%，日本为49%，英国为31%，高税负挤压企业盈利空间，16年Q3A股净利润/EBIT为47%，美股为59%，减税降负势在必行。借鉴肯尼迪和里根政府时期减税助力经济摆脱困境，17年财税改革有望在个税、环保税、资管产品增值税、五险一金方面取得突破。
近年来间接税占比过高削弱税收再分配功能，央地财权事权不匹配加剧地方财政收支失衡，高企的税负挤压企业盈利空间，特朗普经济政策或致国际税收竞争格局突变，以上种种迹象都迫使在2017年中国财税改革有所突破。财税体制改革将是我们2017年重点研究领域之一，本文主要介绍中国财税体制的现状和潜在的问题，并借鉴国际经验分析财税改革方向。
1.税负高企迫使财税体制再变革
相较国际水平，中国宏观税负较高。我国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非税收入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比逐年上升，其从10年的11.9%上升至15年的18.0%。衡量宏观税负高低有两个宽窄口径，即税收收入/GDP和财政收入/GDP，结合当前我国非税收入占比较高的现状，财政收入/GDP的口径更适宜。15年我国财政收入/GDP为22.1%，而美国为18.0%，德国为9.3%，我国宏观税负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回顾历史，自1993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GDP增速，年均高8.2个百分点，即使在经济增速下滑时期如07年-08年、10年-12年等，财政收入增速仅略有放缓，但仍高于GDP增速，而反观美国，在经济衰退期如00-02年、07-08年等，财政收入均呈现负增长，远低于同期GDP增速。
当前宏观税负高企将迫使财税体制再变革。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税改革分四步走，财税体制在逐步完善中。第一阶段，1978年-1993年的“财政包干”体制，其特点是“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是分级包干、自求平衡的协议关系，又称“分灶吃饭”。“财政包干”体制充分调动了地方筹集财政资金的积极性，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78%。第二阶段，1994年-2000年分财税改革后的财税体制，其特点是“按税种划分税权，分级管理”。1994年中央启动分财税改革，通过改变央地之间的税收分成办法以解决中央财政紧缺的问题。改革举措包括划分央地财权范围，根据税种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简化税种结构，由原先的37种减少到23种；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转移支付制度来平衡地区间财政收支差异。分财税改革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建立起现代财税体制框架。第三阶段，2001-2011年的税制完善时期，这一阶段的财税改革措施包括“费改税”、内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以及增值税转型等，进一步完善了税制体制。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六税一法”税制体制改革，启动了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税四个间接税以及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两个直接税的改革，同时修订了《税收征管法》。当前我国宏观税负较高，加之间接税占比过高和地方财政收支失衡，财税体制亟待改善，新一轮财税改革即将来临。
2.企业盈利空间收窄亟待降税减费
高企的税费成本挤压企业盈利空间。2015年GDP增速首破“7”，创25年新低，2016年前三季度GDP增速为6.7%，经济增速进一步下台阶。在经济疲软背景下企业盈利能力开始弱化，15年A股盈利现近七年来首次负增长，净利同比下滑至-0.59%，直到16年Q3业绩略好转，净利同比为1.87%。在经济增速高速发展期，税负高低不会制约企业盈利，快速膨胀的市场需求将产生足够的利润支撑各种税费成本，但当经济增速放缓后，企业除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等外，还需缴纳“五险一金”、行政许可、审批相关的经营服务性支出等固定支出，这就导致企业税费支出更具刚性，从而挤压企业盈利空间。回顾历史，当经济向好时，企业净利增速上行，净利润/EBIT比重较高，但当经济增长放缓时，企业净利增速下降，净利润/EBIT比重较低，2016年前三季度A股净利润/EBIT为47.2%，远低于同期美股的59.1%，当前税费负担挤压中国企业的净利润增长空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发现中国企业综合税率较高，2016年高达68%，而美国为44%，日本为48.9%，英国为30.9%，同样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为60.6%。
货币政策宽松空间有限，减税降费是必然趋势。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自动机制，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国家可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自14年11月起，央行连续6次降息5次降准，基准利率从2.75%降至1.5%，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准备金率从18%降至15%，大型存款类机构准备金率从20%降至17%。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降低企业财务费用和改善业绩，但未来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空间有限，在经济增速下滑背景下政府有望转而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如减税降费等，从而刺激消费和投资，改善企业盈利，稳定经济增长。近年来减税降费确实是财税改革的重头戏，减税主要是“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财政部部长肖捷指出2016年营改增降低企业税负超5000亿元，降费主要涉及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强制垄断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取消水运涉企收费、企业研发加计费用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等。
3.减税降费有助激发企业活力
1960s和1980s年代美国减税政策帮助经济摆脱困境。1970s年代美国经济陷入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局面，而政府政策制定者过分依赖需求管理，忽视供给在经济中的决定作用，加之理性预期的兴起，凯恩斯的主流地位受到挑战。在此背景下，以供给学派经济学经济理论和政策应运而生，其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在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基础上，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生产和供给首先要减税，以提高居民储蓄和生产积极性。以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命名的拉弗曲线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供给学派的理论精髓及其政策主张，当税率在一定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增长，从而缩小税基，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1960s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为刺激经济曾采取较大幅度永久性减税措施，美国经济获得强劲增长，期间GDP增速保持在2.6%-6.6%，联邦财政预算基本实现平衡。虽然肯尼迪减税是受到凯恩斯主义理论引导，目的是为了刺激总需求，但部分供给主义者认为肯尼迪减税后税收增长佐证了拉弗曲线。1980s年代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受到美国总统里根的采纳，减税也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核心经济政策。里根政府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实行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抵免，取消许多税收特惠，在提高效率和公平的同时堵塞税收漏洞，经济滞胀问题得到缓解，但由于减税和军费开支激增，美国财政预算状况略有恶化，国债余额大幅上升。
17年财税改革有望在个税、环保税、资管产品增值税、五险一金方面展开。16年12月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17年的财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提出“要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落实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近两年来，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的是“营改增”，展望17年中国财税改革还将在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个人所得税，16年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简单地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不公平的，不是简单地在工薪项下扣除，而是要做分类扣除……按照全国人大立法的规划和国务院要求，今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去审议。”市场也预计或将在住房贷款和再教育支出等方面增加专项扣除，但目前限购政策影响地产表现。目前我国继续教育热度较低，回炉再造主要体现在经管类教育，再教育支出纳入专项抵扣将有利于职业、学历教育企业，如开元仪器、世纪鼎利、中国高科、洪涛股份等。二是环境保护税，为解决排污费征收低效率的问题，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环境保护税法，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将排染费改为环境保护税，总体上不会增加税负。原排污费实行中央地方1:9分成，而环境保护费改税后，拟将环境保护税全部作为地方财政收入，更能调动地方治污积极性。环保税法规定的第一顺位征税依据为“纳税人安装使用符合国家规定和监测规范的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的，按照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计算”，作为执法的依据，环境监测成为刚需，利好环境监测类公司，如聚光科技、盈峰环境、先河环保等。三是资管产品增值税，长期以来资管产品均处于税收监管盲区，征税主体为公司，仅缴纳营业税，对于具体到资管产品的税收问题并未明确约定。2016年12月26日，财政部出台《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简称“140号文”），规定资管产品管理人在运营管理资管产品过程中，必须按照6%的税率缴纳增值税，且征税时间可以追溯到2016年5月1日。四是“五险一金”，16年3月23日“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将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同年12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相关决定草案，拟授权国务院在河北省邯郸市等12个城市实施生育保险基金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征缴和管理，“五险一金”变为“四险一金”，调整之后企业的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缴存总比例将下降1.25个百分点。总体上看，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不仅包括减税降费，还包括调整税制结构，加强对税源管理，在减轻企业负担时保证财政收入稳定。（来源：和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