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并将此描述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里程碑”。
然而，在IMF的决定于2016年10月生效之前就有迹象显示，获准加入SDR最终可能只是表明人民币国际化达到了很高水准，而非表明世界即将迎来一种新的更为多元化的货币体系。
从一系列指标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放缓，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开了倒车。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对外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份额从26%降至16%，同时香港的人民币存款较2014年的1万亿元人民币峰值下降30%——香港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外资持有的中国境内金融资产在2015年5月达到4.6万亿元人民币的峰值，现在则只有3.3万亿元人民币。就全球外汇市场的交易额而言，人民币只是全球第八大交易货币——排名介于瑞士法郎和瑞典克朗之间——与2013年排名第九相比变动不大。
如今看来，使人民币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使用的结构性因素更可能是机会主义和投机。从2005年7月中国取消人民币盯住美元制度，到2014年1月人民币汇率达到1美元兑6.04元人民币的历史高点，人民币几乎一路升值，升幅达37%。
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预期吸引数千亿美元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虽然后者出台了旨在打击投机性资本流入的监管措施，但这些资本绕过规则进入中国，希望从无风险的货币升值中获利。
但如今这股潮流已经转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上月末触及8年来的低点，今年还可能创下有史以来的最大年度跌幅。投资者纷纷抛售人民币资产，并利用同样的监管漏洞将资金转移出境。
瑞银(UBS)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表示：“在多年经济繁荣和资本账户相对封闭之后，国内家庭和企业渴望去海外多元化配置资产。对国内资产泡沫担忧加剧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渴望。”
美联储(Fed)加息预期——最早可能在本周三加息——以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推动近期美元上涨至13年来的最高点。对中国来说，这加大了因投资者担忧经济放缓和债务增长而导致的资本外流压力。中国人民银行(PBOC)去年几次降息也削弱了人民币资产对渴求收益的投资者的吸引力。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最近收紧了对中资企业海外并购以及其他需要兑换外币的交易的批准程序，这让人们进一步怀疑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承诺。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前美国财政部官员布拉德?赛斯特(Brad Setser)表示：“保持稳定与成为全球货币所需具备的自由和灵活性存在着根本冲突。既然代价越来越清楚，中国政策制定者可能意识到，他们目前并不愿意采取让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所需要采取的措施。”
“资本管制当然会让人民币国际化开倒车，但鉴于中国面临的资本外流压力，它们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可能是适宜的。”
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银行业会议和智库研讨会主题的地位不可撼动。它提供了对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表达不满的途径——2008年金融危机揭示出这一点——同时也体现一种渴望与中国体量庞大、快速增长的经济开展业务往来的心态。
然而，对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央行来说，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纳入SDR带来的声誉价值）还有其他用途：它可以是用来说服中共领导人和金融精英接受改革的“特洛伊木马”——在现实中，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相比，这些改革对中国国内金融体系更加重要。
自2010年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中国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取消银行存贷利率管制，出台存款保险制度以及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
举起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旗，还能证明中国在过去5年向外国投资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举措是正确的——这个名为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进程对人民币国际化至为关键。要想让外国投资者大量持有人民币，必须让他们可以进入具备深度且多样化的人民币资产池，而且知道随时可以自由卖掉那些资产，并在需要时将收益兑换为本国货币。
其中最著名的措施是取消对境外机构投资有8万亿美元规模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额度限制。“沪港通”和“深港通”项目则让全球投资者能够购买中国上海和深圳市场的股票。
在上周以前，监管机构还逐步放松了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要求。
但这些改革发生在资本流入和流出基本平衡的时候，那样自由化不会对汇率产生很大压力。现在情况截然不同。
标准人寿投资(Standard Life Investments)驻伦敦的新兴市场固定收益业务投资总监伊姆拉德?艾哈迈德(Imrad Ahmed)表示：“我认为（中国政府的）想法是，他们向外国人开放资本账户，然后资本就突然流入了。当然不是这样。在这种根深蒂固的汇率贬值趋势下，外国投资者为什么要持有人民币资产？再说他们也对中国经济增长及金融稳定感到担忧。”
中国政府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在放开资本流动方面开倒车（就像今年已经开始做的那样），要么放弃对汇率的控制，接受人民币大幅贬值。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IMF中国部前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这种试图管理人民币汇率同时还允许更自由跨境资本流动的做法显然正达到极限。”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浮动汇率才是上策。
然而，中国央行仍然是外汇市场上活跃的买家和卖家。在过去18个月，这基本上意味着从外汇储备中卖出美元，以抵消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结果就形成了被交易员称为“肮脏浮动”（dirty float，亦称“有管理的浮动”）的混合政策：汇率对市场力量做出反应，但央行干预限制了其波动范围。
这种战略代价高昂，它导致外汇储备从2014年6月的4万亿美元降至今年11月底的3.1万亿美元。央行干预的拥护者认为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通过采取激进行动遏制人民币贬值，阻止了全球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批评者反驳称，代价高昂的外汇干预只是拖延了不可避免的汇率调整。
多年来，IMF、美国财政部和其他外部专家一直敦促中国采纳浮动汇率制。从理论上来说，让汇率浮动，就不再需要通过收紧资本管制或花费宝贵的外汇储备来支撑汇率了。不然的话，人民币就会贬值，直到资金流入和流出达到平衡。
中国社科院教授、前央行顾问余永定支持这种方法。“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担心汇率波动，”他表示，“他们担心，如果人民币汇率下跌2%，那么它就会下跌10%，如果它下跌10%，那么它就会下跌100%。这太离谱了。”
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不控制人民币贬值，将引发更广大经济领域的动荡，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政治不稳定。
余永定认为，人民币汇率将保持相对稳定，即便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原因是中国一直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外币债务较低，而且以前就实行大量资本管制，只是最近重新收紧。“如果你考虑整体国际收支状况，人民币要稳定下来相当容易，”他表示，“即便一开始（下跌）过头，它也会反弹。”
然而，还有一些人认为，央行在限制汇率完全自由浮动方面保持谨慎是正确的。
“从理论上来说，让汇率浮动是合理的。它是符合逻辑的。但你要记住，我们现在正处于非常不同寻常的状况下，”汇丰银行(HSBC)驻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鉴于美元升值以及围绕美国政策和可能爆发贸易战的不确定性，他们真的想让汇率自由浮动吗？那是不切实际的。”
中国可能继续推行混合策略。
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上周表示，将继续鼓励对外投资交易。这类交易有利于中国实施经济转型、提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以及推进习近平旨在投资建设连接中国与中亚、中东和欧洲的基础设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但外管局也表示将密切关注针对房地产、酒店、好莱坞电影公司和体育俱乐部的收购。
这可能意味着食品添加剂行业大亨收购英国二流足球俱乐部的事情很难再出现了。它也表明当局将打击虚开贸易发票、赴香港买保险、在澳门赌博输钱等暗中把资金转移出境的渠道。但是，国家冠军企业仍将被允许收购受中国新兴中产阶层欢迎的先进技术和消费品牌。
“他们正试图排除所有低质量、可疑或欺诈性的对外投资项目，但他们也明确表示支持真实的高质量的投资，“屈宏斌说。
早在2012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就澄清过，放松跨境资本流动和外币兑换并不意味着取消全部管制。“我们会保留一些监测项目和对有一些敏感项目的控制，”周小川说。他在随后几年里多次重申了这一立场。
经济学家们认为，归根结底，人民币国际化的命运取决于当局是否开展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改革，而不是短期内对资本外流增加的回应。需要采取的改革包括解决日益增长的债务、重组浪费资源的国有“僵尸企业”以及在银行业进行资本重组——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严重得多。
普拉萨德警告称，收紧资本管制的实际效果可能不如其所释放的信号。相反，他表示，中国当局需要集中精力实施改革，以恢复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放松资本管制后又重新实施，有时可能会产生反效果，”《上升中的货币：人民币的崛起》(Gaining Currency: The Rise of the Renminbi)的作者普拉萨德说。“这会让人们担心当局是如何看待经济状况及其中蕴含的风险的。”
“他们需要完成的任务艰巨得多，那就是启动更广泛的改革议程，并证明他们是要动真格的。现在给人的感觉是其他改革都没什么动静。”（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