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热点城市出台和加码限购限贷政策后，刚刚过去的2016年11月，热点城市楼市集体“退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线城市中，深圳已经连续2个月出现下跌，上海在年内实现首跌，北京持平;二线城市房价环比涨幅进一步回落，杭州则以0.4%的跌幅领跌。可见在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调控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趋于稳定。
然而，限购、限贷以及提高首付之类的政策，单纯在需求端进行抑制，实非长久之策。从以往限购的经验看，虽然能在短时间内稳定房价，但随之而来的反弹不可避免，因为限购限贷都有其时效性，且并未解决楼市过热的根本问题。
本轮热点城市房价大幅上涨，主要推动力并非居住需求，而是房地产金融资本化，引发资金涌入。以杭州为例，限购前夜出现外地人扎堆签约购房，成都甚至出现一浙江商人一口气买下60套的传闻。
其实，中国并不缺房子，住建部部长陈政高今年10月份介绍，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3平方米以上，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7平方米以上，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即便是房价畸高的北京也难言“缺房”，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公报》，2015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1.69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43.03平方米。
之所以此背景下热点城市房价仍旧上涨，一方面是分配不均，如房地产商潘石屹日前直言，“北京有人买一百套房，自己只住一套”，而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无房；另一方面是房地产偏离居住属性并金融资本化，买房不仅仅为了住，被赋予了保值、增值功能。
因此，欲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最重要的是让房子回归居住属性。
首先，城市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市化”，热点城市的房地产供应，要以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为基准，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换言之，热门城市应合理增加住宅用地供应，以此缓解目前一二线楼市库存供不应求的状态。以北京、上海为例，2000多万常住人口中有四成左右为外地户籍，这些人工作、生活都在大城市，城市规划应等同视之。
其次，对于“北京有人买一百套房”等情况引发的供应不足，针对空余房产征税宜早不宜迟。以中国目前的情形来看，如国际上通行的全面征收房产税自然不合适，且与目前土地70年使用权问题，在法理上有一定的冲突。因此，可对人均拥有住房面积超过一定标准进行征税，比如在部分热点城市推行人均60平方米以上部分征收，全面实施不动产登记。如此既可激活存量，增加有效供应以抑制房价过热，亦可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
毋庸置疑，房地产金融资本化、偏离居住属性，并由此导致的泡沫，对于实体经济和中国阶层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成为各界共识。此时，抑制甚至去除泡沫，降低经济对于房地产的依赖，让房子回归居住属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